赵金铎（1916~1990),河北省深泽县人。十四岁习医，三年后悬壶故里，卢沟桥事变后参加地下党工作。从事中医事业五十余年，擅长内科风证及七情神志诸疾之治，近年又从事“肾炎”临床专题研究，颇有心得。

立志学医 读书求师

我祖父辈昆仲二人，皆习医业，长祖操中医外科，次祖专中医内科。皆因早逝，余未得其薪传。刚满四岁，慈父见背，孤儿寡母寄于次祖父之篱下。

读完七年小学，鉴于家境维艰，母亲不忍孤儿远离，故辍学在家，计划另谋为人之路。然而一个十四岁的少年能干什么呢？老母亲对我说：“你能学个医生才好，既能治好我的病，又能成为一个百家可用的人。”思考再三，我觉得母亲的希望是有道理的，遂下定决心，立志学医。

从何学起呢？我去请教本家的一位祖父，他是中医内科医生。老人淡淡地对我说：“你先去熟读《内经》吧。”听了他的话，找了本《黄帝内经》闭门死读起来，风雪严寒，烈日酷暑，无一日辍止。怎奈自己文识浅陋，其中大部分章节，百思不解。为了解难释疑，使我想到本族伯父、老中医赵路款。其人正直，学术造诣亦深。一日冒昧前往请教，言学医之志，致殷勤之意，敬请指示门径。老人听后很诚恳地对我说：“《内经》本身不是强调善言天者必应于人，善言古者必验于今，善言气者必彰于物吗？《内经》教人，知医之道，要诵而能解，解而能别，别而能明，明而能彰。医之为术，易学难精，要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依你的条件，开始自学《内经》是不实际的，应先读一些比较通俗、实际的著作。”他当即将案头上的《古今医鉴》送给我，让我用心熟读。我异常感激这位老人的热心指点和慷慨支持，并依其指点，改弦更张，先读完了《古今医鉴》，接着又学习了《陈修园七十二种》《万病回春》《寿世保元》《本草备要》《医方集解》《濒湖脉学》等书。方法一变，耳目全新，因这些书文字较为通俗，且内容多涉临证实际，故兴趣油然而生，学思也大大地长进了。后来又在业师的指导下，由浅入深地读了四部经典著作。

光阴荏苒，转眼十七岁了。此时，乡里原来的一代老中医，大多已经谢世，其中包括我的启蒙老师。个别生存者，亦是老病交加，行动不便，谢绝求诊了。家乡一带群众，患病求医，日感困难。当时，我读书、求师业已三年，渴望将书本上所学到的知识及老师口传的经验，到实践中一试。事有凑巧，邻人李某之妻罹患痛经之病，每值经期则腹痛难忍，辗转呼号，昼夜不止，隔垣可闻。我鼓足勇气，毛遂自荐，愿为诊治，病家十分欢迎。经详细诊察，辨为血虚有寒，经脉瘀滞，因拟当归活血汤加减与服。是夜，余心惴惴，唯恐药不对证，发生事故。翌日晨，又匆匆而起，前往病家询问，当得知药后病人一夜安睡、经痛未作时，成功之喜悦是不言而喻的。这便是我开始行医所治的第一例病人。自此以后，邻里、病家争相传告，都说咱村又有小先生了。登门求治者，日渐增多。

初出茅庐，理论知识菲浅，更乏实践经验，不可避免地要遇到很多困难，碰到很多钉子。纵然昼日认真临证，灯下翻书对照学习，修正治疗方案，还是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相当一部分病例疗效不佳。这使我感到，许多问题单靠书本是无法解决的。

暇读韩愈“师说”，深情”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之重要作用。知道要想解除疑惑，除认真读书，勇于实践之外，非得多方寻师求师不可。于是下定决心、不耻下问，无论老农村妪，凡能执方治病者，我皆视之为师，若别人诊治的病人，观察总结疗效、，从中吸取教益。另外，还通过登门拜访、通信联系等方法，就正于高明。总之，不放过任何学习的机会。勤学，勤问、勤记、勤实践、以勤补拙、日积月累、数年功夫，受到很大教益，临床疗效也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不禁使我想起法国生物学家、化学家巴斯德的一段话：立志、工作、成功是人类活动的三大要素。立志是事业的大门，工作是登堂入室的旅程，这旅程的尽头就有成功在等待着。

投身革命 献身人民

饱受封建家族欺凌的青少年时代，孕育了我心灵中的反抗精神。我反复求索摆脱窘迫境地的出路而不可得。

一九三六年，我终于和地下党取得了联系。

俟后，经组织指点，秘密地阅读了一些进步小说及宣传马列主义的刊物。特别是在读完《共产党宣言》这部伟大的著作以后，才使我真正认识到共产党的主张，是摆脱受欺凌困境的正确道路。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发生，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我参加了“抗日动员会”的工作。借行医治病，走村串户之便，宣传动员群众起来抗日救亡。

一九三八年，华北危机日渐严重，日寇长驱直入冀中平原。在我县城陷落前夕的一个晚上，我和另一位同志，在一盏明亮的油灯下宣誓，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马克思说过：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受。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我逐步认识到当初自己学医的动机是多么渺小、狭隘，而只有将技术贡献给革命事业，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有用的人。自此以后，我的医学生涯也就和党的革命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一九三八年冬，深泽县城陷落，抗日游击战争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为了配合游击战争，我在自己小药铺的基础上，和另一位地下党员同志（西医）成立了救护医院，免费治疗我党干部及游击队伤病员。我不会抢救技术，就查看有关书籍，请教西医同志，很快就学会了一般的外科急救技术。

当时，由于日寇的封锁，物质生活极度困难，药品、器材几乎全部需要自力更生。没有纱布、脱脂棉，我就把被子拆掉，浆洗干净，用碱水煮过，漂净、放笼上蒸气消毒后使用。西药供应不上，就千方百计用土、单、验方进行治疗。例如，用柳树叶水煎浓缩代“依比膏”，当时就解决了不少问题。

一九三九年，县城失守后的第一个春天，青黄不接，环境日渐残酷，日寇为了对付抗日力量，经常扫荡、抢劫。鬼子、汉奸、特务、密探无孔不入。东游西窜，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救护医院已难以继续工作，就把所有的药品器械坚壁起来，转入地下。不久县游击大队成立，便把坚壁的所有药品、器械无偿地捐献给大队卫生队了。我自己仍继续利用职业的方便，从事地下党的工作。

一九四二年，日寇对冀中平原进行了残绝人寰的“五一”大扫荡，所到之处，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岗楼林立，沟路成网。我们在地下党领导下坚持了残酷环境里的斗争。为了完成组织交给的医疗和掩护伤病员的任务，开展地道战，我家也成了抗日保垒户。有时还受地下党的委派，亲临战斗前线，进行医疗抢救。无论严寒酷暑，白天黑夜，不管情况如何险恶，只是想将自己所学到的一点菲浅的知识贡献给革命，服务于人民。

革命战争的洗礼，也培养了我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树立了有求必应、讲求实效、用方简廉的医德。在此期间，为了适应艰苦环境中农村医疗之需要，我搜集、研制了用以治疗内、外、妇、儿各科常见病的简便方剂。例如，用以治疗外感热病汗后低热不退的三根汤：芦根、葛根、板蓝根，水煎服；治疗久疟但寒无热的乌白丸：乌豆四十九粒，白砒一钱，将豆煮烂，和白砒共捣如泥，和为百丸，发作前两小时服一丸；祖传治疗新生儿破伤风的脐风散：巴豆霜一钱，朱砂五分，胎发灰二分、脐带一具焙研，僵蚕粉一钱，共研极细，每以筷子蘸蜂蜜粘药少许，令病儿吮之；产后服用的简易生化汤：山楂、红糖、生姜，水煎服等。这些方剂皆在战争年代物质条件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发挥了重要作用。

精在明理 知在成行

回顾数十年学医、行医的历程，深感医之为术，学之易而精之难，行之易而知之难。欲“精”欲“知”，必须有一番据经以洞其理，验病以悟其义的扎实功夫。这里既需要谦虚好学的态度，尤需有极大的耐心和毅力，因为“耐心是一切聪明才智的基础（柏拉图）”。要从实际出发，学有专攻，熟读精思，不可朝秦蒋楚，东一榔头西一棒槌，须知专则有进，杂则无成。

（一）读书宁涩勿滑 荀子说得好：“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我常引以为座右铭，并将自己的学习方法规定为一粗、二细、三记。

所谓粗，就是无论学习哪一部医学著作，先要从头到尾地通读一遍，领会精神，窥其全豹。再找出重点，发现疑难，为细读打好基础。例如，《黄帝内经》是春秋战国至秦汉时代许多医家，通过医疗实践，“上穷天纪，下极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集我国秦汉以前医学成就之大成的一部医学巨著。然而“其文简、其意博、其理奥、其趣深”，它涉及了当时的哲学、天文、气象、历法、地理、物候乃至军事、农业等方面的丰富知识。将古代哲学中的阴阳五行学说作为说理工具，将人与自然视为统一的整体，用以阐明人体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预防等方面的道理。不通读原著，就无法窥其全豹，理解全书的主要精神，也就更难发现和辨别其精华和糟粕之所在。

但只作全面、一般性了解，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下功夫精钻细研，找出其中规律性的东西，这就是细。我细读《内经》，采用了先纵后横的方法。所谓纵，就是以某一部《内经》原著为蓝本，逐字、逐句、逐篇地进行学习；所谓横，就是将其他医家对《内经》的论注，对照互参，分门别类地贯穿错综。在这方面，我十分膺服张景岳的《类经》。是书以“灵枢启素问之微，素问发灵枢之秘”，按照事理将《内经》的内容，分成十二大类，辨疑发隐、补缺正讹，而使条理分，纲目举，晦者明，隐者见，原始要终，因常知变，糜不殚精极微，秋毫无漏。因此，我不仅将《类经》作为学习《内经》的主要参考书，而且也将张景岳的治学精神与方法，作为自己的龟镜。

在细读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遇到很多难题将人涩住，是顺口溜过，还是抓住不放？这是治学上的一个大问题。尝读《素问·至真要大论》，其中有“诸寒之而热者取之阴，热之而寒者取之阳”之论述，起初每囿于王太仆“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益火之源以消阴翳”的注释，顺口读过，未求甚解，自以为王注合情合理。后来偶于临证实践中治疗两例病人，使我对王冰注释的全面性发生了怀疑。在两例病人中，其一例属于“阴盛格阳，至虚有盛候”（详见（三）行成于思，毁于随］。另一例“阳盛格阴，大实有赢状”。患者乃一壮年男子，病热旬日不愈，渐至神志昏昧，口不能言，身不能动，目不欲睁，四肢厥冷，时发惊悸，周围稍有声响，则惊悸汗出，阖家惊慌，迎治不迭。观前医处方，皆从虚治，养心阴，益心阳，安神定志诸法，用之殆遍。余诊之，见患者昏昏如恹，问之不答，然六脉皆沉伏有神，且舌红少津，根有黄褐厚苔；以手切腹，觉脐下有痞块灼手；用力切按，则患者皱眉作禁。据证思索，知属阳极似阴，大实有羸状。其所以惊悸汗出者，乃因胃家燥热结实，内热熏迫，上扰神明，累及心阳所致。病本在于阳盛，故用大剂调胃承气为主，泻阳邪之有余，少佐附子护心阳之不足，因得泻下燥矢数枚，惊悸止，神气清，调理旬日而安。

观临床之实验，我初步认为《内经》所谓“取之阴”“取之阳”已总括阴阳、虚实于其中了。“诸寒之而热者取之阴”，是病在阴，阴之为病，当有真阴虚、阴邪盛两端。阴虚而热者，固当壮水之主以制阳光，这正如张景岳所云：“诸寒之而热者，谓以苦寒治热而热反增，非火之有余，乃真阴之不足也·······只补阴以配其阳，则阴气复而热自退矣。”阴邪盛者，寒有余也，阴盛于阳，寒之而热，理应消阴纳阳，而非壮水之主所宜，故高士宗说：“诸寒之而热者，以寒为本，故取之阴，当以热药之”“热之而寒者取之阳”，病在阳，亦当有阳盛、阳衰之别。阳衰者，“非寒之有余，乃真阳不足也······但补水中之火，则阳气复而寒自消也”（张景岳）。故治当益火之源。若夫阳盛于阴而“王气”为寒者，则绝非益火之所宜，而治当遵高士宗所云“诸热之而寒者，以热为本，当以寒药治之”之旨。

如此例子甚多，不胜枚举。这不仅说明了“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道理，同时也说明读书学习，宁涩勿滑，扎实入细之益。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即是慢，驰而不息，纵令落后，纵令失败，但一定可以达到他所向的目标。”

在细读的基础上，进一步要记。记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背诵警句及领会记忆其主要精神，二是写读书笔记。作笔记不单是照抄所涉猎的精辟论述，更重要的却在于将所读所学的东西经过一番犹如”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一样的气化吸收过程、通过综合、归纳、分析、变成自己的东画，并用自己的话写出要点及体。还有不应忽视的一点，是记录读不懂，搞不通或有质疑的问题，以便进一步查考钻研，请教研讨于师友。

方法固然重要，但读书学习的根本仍在一个“读”字。“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粗见全貌，细抓规律，记在消化吸收，无穷反复，持之以恒，惯穿错综，磅礴会通，粗而不模糊，细而不支离，记而不死板，使知识成为有源的活水。在这方面，我做得很差，上述意见，也多是由教训中引出的体会，简述以供参考而已。

（二）学贵不泥，用贵变通 在漫长的读书自学、寻师求教及广泛的医疗实践活动中，使我十分信仰“学贵不泥，用贵变通”的道理。养成了根据不同情况，变通化裁处理问题的习惯。广泛地阅读中医经典及后世医家的著作，背诵其中的警句，固然必不可少。但更重要的一环是师古不泥，咀嚼消化，在理解的基础上提要勾玄，由博返约，融会贯通。因为以实践医学为主要特征的祖国医药学，是产生、发展于漫长的封建社会个体经济基础之上的。历代医家，也各在一定的范围和条件下，继承学习前人的遗产和积累了自己的实践经验。所以，从整体上来说，这些都是伟大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皆从不同的角度，丰富了祖国医学的理论和实践，从个体上来看，每个人的经验和认识不可避免地具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和认识上的片面性。因此，在学习过程中，就必须有一个取长补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融会贯通的工夫。这样，才能使自己的学术修养，进人更高的境界。

回顾对中风一病的学习及实践体会，足以说明这方面的问题。中风，在中医内科学中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因此，历代医家都十分重视，医学文献中有关记载也十分丰富。纵观《内经》至《衷中参西录》二千多年间的文献资料，我发现唐宋以往，皆以“内虚邪中”立论，虽然病机中也提出了“内虚”，但将风邪入中放在了重要地位。所以，为了祛散风邪，用药多偏辛散燥烈。金元以降，始有主火、主气、主痰、主虚之论，以及“真中”“类中”之分。其中，张景岳矫枉前衍而倡中风“非风”；叶天士睿目探源而倡“肝阳化风”；王清任注重实践而倡“经络瘀滞”；三张（张伯龙、张山雷、张锡纯）参西学而倡“气血冲脑”。前贤立论，绚丽多彩，补苴罅漏，张皇幽眇，使祖国医学对中风一病的理论和实践，渐臻完善，蔚然可观。

根据本人的认识和实践所及，我认为张景岳、叶天士的见解是精辟而符合中风临证实际的。

中风之成，本在真元受戕，精血亏耗，积损颓败，木少滋荣。然而由于脏腑功能失调，阴阳偏倾，气血逆乱，又必然导致出入升降之机被抑，气化功能失常，从而产生气滞、血瘀、生痰、蕴湿、化火诸种变化，形成中风病机中标实的一面。本虚标实的发病机理，决定了中风之治，亟当审明标本缓急，虚实闭脱。除非纯虚无邪、真元欲脱之证，不宜过早滋腻呆补，若逆而用之，必致痰火湿浊、菀陈败血胶固不化，不仅贻误病机，甚则招致神志昏蒙不甦，肢体沮废难复的不良后果。

《素问·至真要大论》说：“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肝为风木之脏，体阴而用阳，故用药大忌辛燥升散，滞腻呆补。因此，我于临床上治疗本病，总以柔肝熄风、清肝利胆、解郁化痰、凉血泻热、益气活血等法则为主，并在借鉴前人立方用药的基础上，选择补肝肾、益精血、清营凉血而无辛散燥涩之虞的药物，自拟柔肝熄风汤（枸杞子、菊花、夏枯草、桑寄生、白蒺藜、制首乌、当归、白芍、怀牛膝、元参、钩藤、地龙、珍珠母）、活血通脉汤（当归、赤芍、丹皮、丹参、桃仁、红花、柴胡、桔梗、枳壳、鸡血藤、台乌药）以及凉血清脑汤（生地、丹皮、白芍、羚羊角、钩藤、菊花、蝉衣、僵蚕、桑叶、枳实、菖蒲、竹沥膏）等方剂，临证使用，颇感应手。

再如痹证，历代医家大都按风痹、寒痹、湿痹、热痹或风寒湿痹、风湿热痹进行辨治，这主要是根据《内经》“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其风气胜者为行痹，寒气胜者为痛痹，湿气胜者为著痹也”和“阳气多，阴气少，病气胜，阳遭阴，故为痹热”的理论而形成的类分方法。此种类分法突出了邪气致病的特点，具有一定的长处。

《灵枢·百病始生篇》说：“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此必因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形。”故风寒湿热只能是形成痹证的外在条件，而正虚才是构成痹证的主要根据。严用和说得好：“皆因体虚，腠理空疏，受风寒湿气而成痹也。”

由于患者资禀有厚薄，形体有刚柔，正气有强弱，邪气有盛衰，病程有长短，病变有浅深，故痹证的临床表现除具有风寒湿热各自偏胜的特点外，在初起阶段多以邪实为主，病延日久，风热则伤阴耗血，寒湿则戕阳损气，临床大都表现为虚实夹杂之证。所以我在辨治痹证时，很注重邪正虚实的关系，并把痹证的病机特点总结为“由实转虚，虚实夹杂”八个字。

对于初起阶段的实证，针对风寒湿热各自偏胜的特点，采用祛除邪气之法。如风气偏胜用大秦艽汤变通，寒气偏胜用桂枝芍药知母汤加减，湿气偏胜用四妙散加味，热气偏胜用丹溪上中下通用痛风方化裁。对于病延日久的虚实夹杂证，采用祛邪扶正进行，寓祛邪于扶正之中，这样扶正不恋邪，祛邪不伤正，可以双力兼顾。若阴血虚者用归芍地黄汤，阳气虚者用黄芪桂枝五物汤，气血虚者用薯蓣丸，肝肾虚者用独活寄生汤，并在扶正方的基础上选加散而勿过、温而勿燥、利而无伤、寒而勿凝之祛邪药物。散风选防风、荆芥、秦艽、桑枝类；温寒选桂枝、巴戟天、仙灵脾属；利湿则选木瓜、薏仁、泽泻辈；清热则选黄柏、知母、银花藤等；挟痰者加服指迷茯苓丸或二陈丸；挟瘀者则合以桃红四物汤或加丝瓜络。

此外，根据痹证的发病特点及《灵枢·本藏篇》“寒温和则六腑化谷，风痹不作，经脉通利，肢节得安”之说，除了正确的治疗外，还主张顺应四时阴阳消长，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节饮食，和寒温，保养正气，做到防患于未然，既病防变，愈不复发。

数十年的临床蹀躞，使我深深体会到，理论上不学前人，临床上无方无药，则勾绳皆废，流散无穷；相反，若囿于经典，生吞活剥，势必思想僵化，困死于“必然王国”。

（三）行成于思，毁于随 祖国医学的基本理论，包括阴阳、五行、藏象、经络、营卫、气血、精气神、气化功能、五运六气、子午流注、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归经等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是建立在整体、宏观功能活动及生命运动形式基础上的，它是运动的、变的，所以在目前科学水平上难以用形态学的方法证明它的科学性。且在其发展过程中，百花齐放，流派竞立，各有千秋，往往使后学者产生望洋兴叹之感。

仅以诊脉而言，诊脉是中医特有的诊断方法，是临床辨证论治及判断疾病发展转归的重要依据。《黄帝内经》论三部九候之诊；《难经》论辨三部九候于寸口；《伤寒论》倡人迎、寸口、跌阳三部合参；王叔和撰《脉经》以分体类象；《濒湖脉学》又列别诸脉之体、象、相类、主病；《医学心悟》以胃神根立论，不愧为精通脉理者·····其他名家，各有阐发，难尽列举。加之四肢阴阳之变动，昼夜寒暑之往来，脉气也随之上下，年龄长幼，性别男女，脉象也因之而异，复杂错综，变化难极。且书本上有关脉象的文字记载，大多形容抽象，令人难得肯綮。纵然读书千遍，心中了了，指下也在所难明。

业欲精，必明理；欲明理，必多思。用现代的话说，就是要想精通某一门学问，必须掌握其固有的客观规律性。中医是如此，中医的脉诊也是如此，学习诊脉，必须着意于脉理。诊脉之道虽繁，然有其一定的规律性。积数十年临证诊脉体会，我初步认为，诊脉应以胃、神、根为纲；体（脉体形象）、势（脉气往来出人之势）、数（搏动至数）为目；举、按、寻为法。更参五脏六腑在气口所属的部位，运用五行生克规律对各部显示的脉象，结合性别男女、身体素质、年龄老幼、病证、病时等具体因素，四诊合参，进行有机地联系和归纳分析，疾病的性质及各个脏腑在病机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自可了如指掌了。

罗天益说：医之病，病在不思。盖医之为业，生命攸关，临证辨治，务须胆大心细，行方志圆，不走偏、不猎奇、不掩瑕、不藏拙，谨守病机，入微思索。因为人体形同天地，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且地有高下，气有温凉，年分老幼，性别男女，体质有强弱之别，形志有苦乐之分，外感有六淫之异，内伤有七情之殊，故临床病情之变，数不胜数，慎思熟虑尚嫌不济，岂容草草行事哉！

这方面，我在行医过程中，教训很多。记得在一九三四年夏，是我开始行医的第二年，本村六旬老叟赵某患痢疾，日下数十行，余但据其年老体衰，气怯肢倦，未加思索，即以虚治，用四君子加秫米与之，服后半日，痢未减轻，顿增脘腹䐜胀，剧烈呕吐，体温升高，神情时昧。余惶惶然，回家查书思考，方知犯了“实实”之戒，急改投黄芩汤加半夏、竹茹，数日痊愈。

一九五一年冬，我已调县医院工作三年。此时，我从事医务工作也有十八年的历史了。尽管如此，偶因一时疏忽大意，几乎酿成憾事，此事至今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本县南关木材厂李某人，患脑后发疮数月不愈，颈后溃烂如小碗口，疮面紫晦不鲜，僵卧床上，痛苦难堪。

某日，日佚时分，卒发神志昏昧，扬手掷足，躁扰不宁，面赤如妆，汗出如油，急急延我救治。病情确实危笃，于匆忙之中，凭其脉躁疾、舌黑如墨，未加思索即臆断为疮毒攻心，热陷营血，率书犀角地黄汤合护心散与之。诊毕返寓二时许，病家遣人告急，言药后病情更现危重，神昏躁扰，大汗淋漓，四肢厥逆，牙关紧闭······我闻之愕然，窃思辨治未忒，何以致此？速往观之，病果如述，两详诊其脉，虽躁疾而无根；撬口扪香，滑如鱼体，脉证合参，反复思索，恍然大悟，愧当初只草草，疚辨治之有误，证非疮毒攻心，热陷营血，乃病延时日，脓血淋漓、真阴耗竭，更因屡用寒凉，阳气式微，虚阳上厥之危候。病属至虚，而在外却表现出烦躁而赤、昏乱闷绝、扬手掷足、脉象躁疾、舌黑如墨的假实之象。再按诊太溪，其脉不绝，因知生机之犹存，遂翻然更张，取前人生脉散、参附汤两方合而用之，以参附汤救垂危之阳，用生脉散敛将尽之阴，更加有情之童便，滋阴和阻，从阳达阴。并依病情需要、采用连煎频服，从暮到夜令三剂尽，始得真阴渐复而守于内，真阳续回而安其宅。追至子夜阳回之际，始见患者汗止，静卧，四肢渐温，脉变徐缓，安然人睡。嗣后调理月余而起。

此例病人之治，首先失之于乏术，再则失之于欠思。由此可见，临证之际，识病遣药，必须多思，且思路要宽，多做反面假设以自询，察脉证之表现，明病情之缓急，观邪正之进退，定用药之参差，求准而不拘泥，求活务避散漫，做到原则性和灵活性的有机结合。韩愈云：“行成于思，毁于随。”可谓知其要者，一言而终矣。

结 语

庄子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学习无止境，实践无尽头，必须活到老，学到老，实践到老，通过实践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使自己的学术水平不断提高。

时代不同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了，师生关系变了，学习条件变了。中医学院成立，编写统一教材，有些单位还招了中医研究生等。老师为人民传授技术，学生为人民学习技术，教者愿教，学者愿学。这与我在旧社会学医的情况怎能同日而语呢？

抚今追昔，感慨万端，爰不厌其烦，提出以下三点，供后学者参考：

（一）勤 功夫不负有心人，知识来源于勤奋，要勤就得不怕吃苦，就得有谦逊的态度。古罗马作家大加图说：“学问是苦根上长出来的甜果。”中国也有句古语：“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些有益的格言，寓义何等深刻！马克思以其伟大的革命实践告诉人们：“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庖丁解牛，目牛无全”的故事也充分说明了“业精于勤，荒于嬉”的至理。

（二）巧 勤奋吃苦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所以，学习不仅要勤，而且要巧。“将升岱岳，非径奚为；欲诣扶桑，无舟莫适。”巧就是要有达到目的之正确道路和方法。这里，据我的体会，最重要的一点是，教者要因材施教，学者要因材而学，一切从实际出发，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宁专毋滥，打好坚实的基本功。哲学家洛克说：“学到很多东西的诀窍，就是一下子不要学很多的东西。”

（三）思 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读书要思考，临证也要思考。因为祖国医学是以宏观的整体为对象，形象思维和演绎推理方法为指导而建立起来的完整的理论体系。所以要想把握祖国医学的精髓，就非有一番贯穿错综、磅礴会通、端本寻支、溯流讨源的取类比象、逻辑推理的思维过程不可。医者，意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党的中医政策，为中医事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中医现代化的目标又赋予我们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很多中医老前辈“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争为“四化”做贡献。因此，我也决心将有生之年，贡献给党的中医事业，发扬人梯精神，为解决中医后继乏人的状态而努力工作。同时也希望后学者奋发努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本文由赵金铎先生口述，李炳人先生、朱建贵先生整理）